司马光最初编写了从战国到秦的八卷编年史，进呈给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英宗让他继续写下去，并为他在秘阁设置了书局，协助修书。这是他撰写《通鉴》的开始，当时尚无书名。两年后神宗即位（公元1068年），神宗为此书作了序文。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住洛阳，专心著书。
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即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全书写成。修书时间前后共用了十九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骸骨灌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
司马光编写《通鉴》十分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他选的助手如刘放、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都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但《通鉴》的主要编撰工作都是他亲自主持，自己动手。全书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通鉴》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9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通鉴》写成后二年，即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十月初四日，在杭州镂板，是书成后的第一次刻板，世称元祐本，或杭州本，这就是《通鉴》的祖本。其后，复刻者不止一家，如果不论其支派，只论其单传，则第一传即为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七月初一日绍兴府余姚县刊板、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毕工进呈之本。此本是按元祐本翻刻，世称绍兴重刊本。今祖本已不可得，此绍兴重刊本实为《通鉴》现存最早版本。
1919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辑印《四部丛刊》时，《通鉴》被收入其初编，就是用绍兴重刊本影印的。《丛刊》初编共收辑典籍322种，其中用宋本影印者仅有39种，《通鉴》就是39种之一。影印分装订为80册，精美异常，书中有清朝著名藏书家卢文招和汪士钟印章，让这一版本更显得珍贵。
中国人向来有以史为鉴的历史传统，这也是司马光编《通鉴》的目的。正如其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认为这部书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之为《资治通鉴》。
古今学者盛赞
一代伟人读了十七遍
《资治通鉴》成书以后影响巨大，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此书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胡三省评价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胡三省还为《资治通鉴》作了音注，为公认自宋元以来《通鉴》各家注本中的最佳者。
清代的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曾说：（《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更赞叹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郭金荣《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一—毛泽东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
康乾御批 申涵煜评论
别具特色的《通鉴》版本
这次整理出版的“康乾御批评点本”《文白对照资治通鉴》，原文底本为《四部丛刊》所采用的涵芬楼所藏宋代绍兴重刊本，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又参考了诸家的校勘成果。
此外我们从清康熙皇帝《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底本为康熙内府刊本）中辑录了康熙御批六十一则，从乾隆皇帝《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底本为武英殿本）中辑录了乾隆御批一千零三十三则，从申涵煜的《通鉴评语》（底本为定州王氏谦德堂《畿辅丛书》本）中辑录其评论五百一十四则。
我们对全文和御批、评论文字作了完整的白话翻译，由于参与的人众多，每个人的白话表达会各有区别，其中也难免有因为理解不当而错译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在整理本书的过程中，每一位参与者都深感获益匪浅，我们也期待这个全新版本的《资治通鉴》能让大家阅读后获益，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文为《康乾御批文白对照资治通鉴》一书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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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御批 文史大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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