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2日，民盟发言人为制止内战发表谈话：“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将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更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在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残杀老百姓。”“我们民主同盟今日愿为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请命，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的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今日国家的一切党派，应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党派的利益摆在第二。”
罗隆基作为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后来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等文中说：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文件是代表着当时民盟领导集体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当时民盟的一些领导人，大家都认为民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道路。“我们认为中国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大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是少数，无产阶级也是少数”，“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多数。这个极大多数是中间层”，民盟“是代表中间层的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它是中间派”。“把民主同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政党”，“同这两个大政党走不同的道路”。罗隆基在《什么是法治》中说：仅有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不算法治，普通民众守法奉命亦不算法治。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的精神”、“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的精神”。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所以法治演进的程序就是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罗隆基对国共两党都不赞同：“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是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但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继承国民党‘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与国民党一丘之貉。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今日的中国，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筹。倘不幸共产党继续蔓延，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地方政治无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政，就是流氓擅权。”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中说：“民主同盟的基本主张，是要取消一党专政的党治，实行主权在民、天下为公的真民主政治”。强调“唯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才能解决国共两党纠纷问题，得到全国政令军令之统一。”“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还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主同盟绝不合作。”“国民党能实行真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借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合作”。
后来张澜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抗战今已八年，尤未能胜利结束，人民困苦久已不堪言状。今又加以内战，人民更何能堪？国家元气的断丧，更将伊于胡底？兵连祸结，国家政治要哪天才能走上正常轨道？”张澜在《对抗战胜利结束发表的谈话》中又说：“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这所谓民主，绝不是形式的，而是要有充分的诚实的事实表现。”“我们的胜利，是上千万同胞以无数的血、泪、汗换来的，来得不容易。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坚决反对。我们希望今天负责的各方面，一切要自动的向着人民的要求做去。大家牺牲成见，顾全国家。”“要切实的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路上走去。这是最要紧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忘了过去流血流泪流汗的痛楚，而把这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机会抛弃了。”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这里的“两头硬”是指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国共两党都有强硬的武力和枪炮，“中间软”是指超越左右两个极端的中间力量只有软弱的思想和道理。在孙中山、袁世凯当政后的二十世纪，强硬的武力和枪炮极受崇拜甚至决定一切，软弱的思想和道理太被忽视甚至毫无用处，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
按甲午战争胜败国的逻辑，中国抗战胜利本应要求日本割地赔款。如不要求日本割地赔款，至少应收复本属中国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但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政要、中国政治智慧和中国协商民主在表面形式和浅层问题上有时风光无限，而在面临重大机遇和关键问题时却常掉链子。当时国共两党都不乏极具智慧和擅长协商之士，却未能乘抗战胜利之机，将强硬的武力和枪炮一致对外用在收复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上，而是完全对内用在国共两党的党争和内战上。这不仅如前文民盟所言，使中国错过了“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而且使中国错过了收复琉球群岛和钓鱼岛“千载一时的机会”。
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说：“围绕着不可分割的权力和政策问题所爆发的严重冲突，先是导致各种对抗，然后或迟或早地总是导致这样一种结局：胜者全胜，夺取全部权力，而败者则全败，决无分享决策之可能。…… 到目前为止，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冲突中，从没有一次能够产生出一种使中国人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亦即用谈判、讨价还价，以及一系列无终止的妥协和相互调整去解决冲突，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这种解决冲突的制度性结构和社会心理期望。”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